科技创新中的“北京解法”：“转”出实验室的力量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要过多少年？答案可能是14年。

2012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团队首次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共同的细胞受体。2026年1月，李文辉团队研发的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成为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的第一款单抗药物。

这背后，是北京支持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转”向产业落地的具体实践。

要把研究发现进行成果转化，李文辉心里没底。作为科研人员，他的舞台在实验室，成果转化要面临融资、临床、评审等多个环节，困难重重。

转机来自北京市科委和中关村管委会。他们主动联合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等力量，以企业承接成果定向转化的模式，孵化出华辉安健公司，助李文辉迈出了第一步。

让科研人员“想转”“敢转”，资金是关键。基础研究转化周期长、风险高，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北京的解法是用好政府投资基金，投早、投小。

对成果转化之路，北京大学电子学院常林教授也深有同感。他的团队在光芯片技术上攻坚多年，突破了光频梳芯片化的核心技术，将芯片上的时间调控速度提升了近百倍。

基于这项技术，常林团队开始产业化的探索，将其以专利授权形式落地至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启明光子公司。这座“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的老厂房，如今转身成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的创新转化高地。

光子芯片做出来了，但将实验室的原型产品推向产业化，还差“封装测试”这道坎。问题在于，光芯片属于典型的“重资产”硬科技，一套封装测试设备动辄数百万元。对于资金有限的初创团队来说，这笔投入与短期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靠自身消化。

2022年底，北京市科委支持中科创星标杆孵化器在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区投资建设了面向社会开放的光电封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配备20余台封装测试设备。启明光子便依托这个平台完成了产品定型前的关键测试。

常林算过一笔账，公共封测平台为他省去了一大笔设备购置成本，有限的资金得以全部投入核心技术迭代中。待产品完全定型、具备量产条件后，团队才去建面向量产的生产线。

对成果转化的支持还不止于此。在启明光子筹备量产的关键阶段，北京市科委主动帮助对接国内顶尖晶圆制造厂，为其量产计划铺平道路。一年前，启明光子注册成立时还只是一间实验室的衍生项目，如今已进入量产倒计时。

如果说孵化器和公共平台是初创项目跑跳的“摇篮”，那么大科学装置是为硬科技的深度验证架起通往产业应用的桥梁。

在怀柔科学城，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焦毅团队负责研制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亚洲首个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2025年底试运行以来，该装置已承接290余个课题实验，合作对象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航空发动机叶片缺陷检测、新能源电池充放电过程原位观察、半导体芯片可靠性评估，一些困扰企业的“卡脖子”难题，也在这束光下加速破解。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全景(无人机照片，2023年1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大科学装置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实际产业应用的重要桥梁。”焦毅说。

从华辉安健到启明光子，再到大科学装置向产业开放，北京正在打通一条全周期的成果转化链。支撑这条成果转化链运转的，还有一系列制度保障。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先使用后付费”“先赋权后行权”“建设概念验证平台”等改革举措，在企业端、科研端降低成果转化的门槛。

截至目前，北京累计支持建设100余家技术转移机构、46家概念验证平台和30家标杆孵化器，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3万家。

一座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在于它有多少“种子”变成了“大树”。当越来越多的创新种子在北京找到破土而出的路径，基础研究“转”出实验室的力量就会聚成生机蓬勃的科创丛林。